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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到晋朝政权的建立，很多人都会提及那句著名的责难：“曹魏无罪于天下而窃之，以致国祚不长”，甚至连晋朝的后人谈及此事时，常感到难以启齿的羞愧与无奈。
“明帝时，王导侍坐。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，导乃陈（宣、景、文）帝创业之始，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。明帝以面覆床曰：‘若如公言，晋祚复安得长远！’”——《晋书 宣帝纪》
纵观历史长河，政权更替和朝代兴衰是司空见惯的现象，神器易手亦是常态，但为何晋朝却总被后世指责不休？根本原因在于，晋朝的建立破坏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根本规则，触碰了当时士大夫们心中的底线。
篡位本身在当时是极不得人心的行为
自汉代废除百家争鸣，尊儒独尊以来，儒家思想被确立为正统文化。彼时《白虎通义》被奉为经典，书中通过天人感应、人与天合一的哲学，阐述了皇帝“受命于天”，是天地间唯一合法的天子。书中将天子的德行失误与天象异变紧密联系，宣扬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。
“天之所以有灾变者，乃谴告人君，使觉悟其行，令悔过修德，深思虑也。”
展开剩余77%“阴阳和谐，万物有序，祥瑞降临，皆因德行感应而至。”——《白虎通义》
《白虎通义》还系统地提出了三纲：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，并宣称这种封建等级关系是合乎天理、永恒不变的天命安排。
“子顺父，妻顺夫，臣顺君，何法？法地顺天。”——《天地》
因此，在当时，皇权被视为神圣，篡位是极其敏感且受谴责的事情。民间普遍认定，只有当朝皇帝昏庸无道，天怒人怨，灾害连连，才能说明“气数已尽”，此时更替皇位才合乎天命。历朝历代，常有忠臣上表荐贤，顺应天命继承王位。
汉朝权臣霍光虽然能废立皇帝，却从未敢自立为帝。而西汉末年篡汉自立的王莽，因荒唐改革导致民不聊生，几千年来备受唾骂，最终也遭遇斩首的惨烈结局。即使如曹操这般一代枭雄，在生前也只是感叹“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”，不敢自称皇帝，只让儿子继承汉室。
曹魏的建立，表面上打着顺应天命的旗号。彼时汉末天下大乱，诸侯割据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正符合“气数已尽”的条件。曹操几乎凭一己之力统一北方，他的儿子曹丕则继承了其权力，臣属忠于魏王，配合上演了“禅让”的政治戏码。
接下来，我们看司马家族如何一步步走上篡位之路：
公开违背誓言，丧失信义
有人评论曹爽在高平陵之变中为何轻信司马懿“保其富贵一生”的誓言，这与当时社会重承诺的风气密不可分。汉代人讲究“一诺千金”，历史上有许多守信典故，如“刘平与强盗约定煮饭于母，守约赴死”，“郭伋不失信于儿童”，“朱晖许诺必践行”等等。汉高祖刘邦与大臣曾杀白马为誓，立下“非刘氏为王，天下共击之”的决心。
政治斗争中阴谋诡计频出，但公开违背誓言，是司马懿开创的恶劣先例，也因此他重新定义了“誓言”的含义。到了八王之乱时期，皇后贾南风更是多次假传圣旨，激化内部矛盾，清除异己，成为历史上“前车之鉴”。
以臣弑君，违背纲常
司马昭杀死魏主曹髦，是自汉朝以来首次出现“臣弑君”的震惊事件。即便皇帝昏庸，废立尚可接受，但公然弑君是对封建礼法的重大挑战。这也为司马家族后来的覆灭埋下伏笔，刘寄奴几乎将司马家族灭门，算是天谴的回报。
权臣代君，破坏政治传统
东晋灭亡后，宋齐梁陈的更迭基本都由权臣坐大、掌控军权，再废除皇帝自立，司马炎篡魏正是此传统的开端。当时的朝代更替，至少应当证明皇帝无能昏庸，民生凋敝，天命已尽，方可禅让退位。臣子应当忠诚辅佐，纠正君王过错，效法周公辅政的楷模。
然而，司马炎的做法为全天下士人树立了新范例：权臣只要有实力，无论皇帝贤明与否，都可以直接掌权，令其退位。天命与君权神授的观念被大大削弱，权臣们纷纷窥觊神器，觊觎皇位。故而南北朝时期，权臣废帝自立的现象频繁出现，成为乱世常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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